臣闻夷狄之所以据有中原者，非其自为之也，皆中原之人诲之。诲石勒者，张宾也；诲苻坚者，王猛也；诲魏太武者，崔浩也；诲魏孝文者，王肃也。然石勒之欲据襄汉，则张宾止之；苻坚之欲攻晋室，则王猛止之；魏太武之欲袭刘裕，则崔浩止之。夫数人者，其一时谋机，了无遗策，而于江东之固，俱不敢轻议，独惟王肃一见孝文于邺，首陈伐齐之计，孝文促席移景，不觉其疲，于是图南之规转锐，而王肃、刘昶，遂举数十万之众以向义阳。肃盖齐人王奂之子，而昶则江南刘宋之后也。肃之入魏，盖为父复雠；而昶之入魏，则为国雠。孝文于此，既以王肃将兵，而又以刘昶益之，盖将以助其忿，而成其必报之雠，其谋深矣。齐之群帅，疑若不足以禦其锋者，而萧衍扬旗一鼓，遽至于肃、昶奔遁，流血绛野，则是江东之奇才良策，固自不乏。若萧齐者，初不必锁长江而自守，以久拓跋氏之强。然魏兵才退，而齐人亦遂解严。此其故何也？盖齐之群帅，其设奇制变者，独萧衍一人，而其他如王广之辈，例皆畏懦闇弱，不足与共摧大敌。故肃、昶巾箱中所藏之敕，亦但曰：「若得萧衍，则江东吾有」。以此而观，则广之不能胜以攻魏者，为将不武故也。且魏孝文之谋齐，非一旦日也。粤自邢峦一战既归之后，躬造河桥，亲选步骑，将欲并吞江南，而定都于洛阳，一旦欲自举兵，燕代诸将，稽颡戎马之前，以止其行。已而因王肃之谋，然后决迁都之议。征南之师，而其国中之六宫，文武从官家属，悉迁之于洛阳。然中国圣贤之宅，非丑夷猘子之所宜据，是以其时老酋宿将，皆不乐是迁，虽至亲骨肉之间，如其子恂者，亦且苦河南之热，而潜遁于北。则是孝文以独夫之身，而旅寄于中国焉耳。虽则王肃、崔光从而和之，而贵戚旧臣，相与忿疾。为孝文者，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，明日禁北俗之语，又明日禁北俗之代还，故子恂内逆，而穆秦外叛，则其衅盖可知矣。当此之时，轻捐数十万金而遣一二辨士，掉舌以行反间之计，使其侯王将相内自相图，然后厉兵秣马，乘间而疾攻之，则一举可以剿除，而匹马不还于阴山之北矣。奈何齐之君臣虑不及此！独一萧衍，其智差可以办事，而一时诸将畏懦不武，又莫肯共为大举深入之计，致使其密谋奇术，特用之于义阳一战之间。观其屯下梁之城，塞凿岘之险，守雉脚之路，据贤首之山，以通西关，以临贼垒，此奇策也。以此之策，三方犄角而出奇不意，则破贼必矣，而衍犹未敢轻用也。两军既接，而坚壁以拒王肃，一鼓既退，而遗书以疑刘昶。使夫二人者，猜隙已成，而后扬鞭搏胜，此则先用间而后用奇，固非王广之辈所得而知也。夫魏人以阴山数十万之步骑，而聚攻三关，非用奇而绕其后，则何以禦其强？以王肃、刘昶俱有复仇之深忿，而同舟共济，非用间以散其谋，则何以当其锐？先之以间，而继之以奇，其机谋盖妙天下矣。向使推是计以内间于燕代之旧臣，俾仇敌之兵，盖可以进屠丑类而清河洛，何止于流血绛野，单马遁去也哉！呜呼！拓跋氏世居北荒，远于诸夏。逮至明元之世，以云、代苦饥，将谋徙邺，而崔浩之徒极言其不可，于是复归阴山，而时出以挠中原。宋齐之君臣，盖尝深患之，而不能径探其巢穴，则以其远故也。乃今徙都河南，据非所宜，欲自送死，而一时权臣又且不相为谋，则其危亡之衅端自可见。而齐人隔在江外，拱手而莫之发，致使拓跋之遗种徜徉于中原，而盗吾先世之诗书礼乐，以文其固陋，以洗其腥秽，而齐若无所知闻者。岂以为无预吾事，而恝然忘之哉？夫齐自高祖与魏一战，而大江南北两朝遂讲和好，玉帛相往来，贺庆相遗问者，往往一岁之间而于再于三。间尝屈指数之，自永明元年至延兴元年，魏人来聘于齐者凡九，自刘缵至于刘齐之所聘于魏者凡八。循其迹而观之，疑若情好款密，必不以一矢相加遗；而邢峦一归之后，遽起南征之师，则虏人之诡诈百出，岂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问？然齐之所以不暇大举以攻魏者，抑有由也。明帝之所以继统承业，非有贤明仁孝之声闻于天下，其视揖逊相受者惭德多矣。而其见之行事者，又不能推赤心以置人腹中，徒欲多为杀伐，以去其不附己者。观其永泰之诛，典签之祸，高、武、文、惠之诸子，死于兵者殆尽，而高、武任事之臣，如曹武，如王钦则，如陈显达，则又怀不自安，日惧诛戮，其间以癃老退黜而免者，仅无一二。君臣之间，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，故虽强寇迫境，而一时诸将莫不观望进退。独惟萧衍一军奋戈以直前，而王广之徒拥众徘徊，竟莫一助。此虽则诸将闇懦不武之罪，亦帝之平日疑忌，有以致之云耳。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际，一出于正，而即位之初，又能敦叙宗室之懿亲，以茂其本支，收召先朝之耆老，以为之心腹，则其国已具胜势，将见宗族协谋，将相效力，以扫除滔天之寇，而敌人之衅，不容坐视而不进。惜乎其国之本已先自拔，而不暇鸣鼓以攻之，徒使萧衍之奇兵，才一见于义阳之战，而旋即班师。可胜惜哉！世之觇国者，知齐人之所以不振，则知今日之所以必胜矣，惟上之人亟图之。

有天下者事七世，古之道也。惟我治朝，祖功宗德，圣贤之君六七作，休烈之盛，轶于古先。尊为不祧者至于五宗，迁毁之礼近及祖考。永惟景祐钦崇之诏已行而不敢踰，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杀，虽欲如古，莫可得也。博考诸儒之说，详求列辟之宜。顾守经无以见其全，而适时当必通其变。爰援众议，肇作彝伦。推恩以称情而为宜，则礼以义起而无愧。是用酌郑氏四亲之论，取王肃九庙之规，参合二家之言，著为一代之典。自我作古，垂之将来，庶安宗庙之灵，以永邦家之福。其合行典礼，令礼部、太常寺详议奏闻。

自以同生成亲，继父同居，由有功而致服，二服之来，其礼乖殊。以为因继父而有服者，失之远矣。马昭曰：异父昆弟，恩系于母，不于继父。继父，绝族者也。母同生，故为亲者属，虽不同居，犹相为服。王肃以为从于继父而服，又言同居，乃失之远矣」。子游、狄仪，或言齐缞，或言大功，趋于轻重，不疑于有无也。《家语》之言，固所未信。子游古之习礼者也，从之不亦可乎（《通典》九十一。）？

《服问》云：「君为天子三年，夫人如外宗之为君」。按郑玄注云：「外宗，君外亲之妇也。其夫与诸侯为兄弟，服斩，妻从服周。诸侯为天子服斩，夫人亦从服周」。按王肃注云：「外宗，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也为君服周」。今郑、王虽小异，而同谓夫服君斩缞，故妻从服周耳。未闻王妃服后与不？《杂记》云：「外宗为君夫人，犹内宗也」。

《虞礼》云：「中月而𧝓，是月也吉祭，犹未配」。谓二十七月既𧝓祭，当四时之祭日，则未以其妃配，哀未忘也。推此而言，未𧝓不得祭也。又《春秋》闵公二年，吉禘于庄公。郑玄云：「闵公心惧于难，务自尊成以厌其祸，凡二十二月而除丧，又不𧝓」。云又不𧝓明𧝓内不得禘也。按王肃等言于魏朝云，今权宜存古礼，俟毕三年。旧说三年丧毕，遇禘则禘，遇袷则袷，郑玄云：「禘以孟夏，袷以孟秋」。今相承用十月。如宏所上《公羊》之文，如为有疑，亦以鲁闵设服，因言丧之纪制尔。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。纵《公羊》异说，官以礼为正，亦求量宜（《宋书·礼志》三，孝建元年十二月，太常丞朱膺之议，又见《通典》五十。）。

《易》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弥天地之道，通万物之情。自商瞿至田何，其间五传，年未为远，无讹杂之失；秦所不焚，无崩坏之弊。虽有异家之学，同以象数为宗。数百年后，乃有王弼。王济云弼所悟者多，何必能顿废前儒。若谓《易》道尽于王弼，方须大论，意者无乃仁智殊见。四道异传，无体不可以一体求，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。晋太兴四年，太常荀崧请置《周易》郑玄注博士，行乎前代，于时政由王、庾，皆隽神清识，能言玄远，舍辅嗣而用康成，岂其妄然。泰元立王肃《易》，当以在玄、弼之间。元嘉建学之始，玄、弼两立。逮颜延之为祭酒，黜郑置王，意在贵玄，事成败儒。今若不大弘儒风，则无所立学，众经皆儒，惟《易》独玄，玄不可弃，儒不可缺。谓宜并存，所以合无体之义。且弼于注经中已举《系辞》，故不复别注。今若专取弼《易》，则《系》说无注。

《左氏》泰元取服虔，而兼取贾逵《经》，服传无《经》，虽在注中，而传又有无《经》者故也。今留服而去贾，则《经》有所阙。案杜预注《传》，王弼注《易》，俱是晚出，并贵后生。杜之异古，未如王之夺实，祖述前儒，特举其违。又释例之作，所引惟深。

《谷梁》泰元旧有麋信注，颜益以范宁，麋犹如故。颜论闰分范注，当以同我者亲。常谓《谷梁》劣，《公羊》为注者又不尽善，竟无及《公羊》之有何休，恐不足两立。必谓范善，便当除麋。

世有一《孝经》，题为郑玄注，观其用辞，不与注书相类。案玄自序所注众书，亦无《孝经》，且为小学之类，不宜列在帝典（《南齐书·陆澄传》，《南史》四十八《陆澄传》）。

案祭法，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项而宗尧，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郑玄云：禘郊祖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禘，谓祀昊天于圜丘也。祭上帝于南郊曰祭，祀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。郊祭一帝，而明堂祭五帝，小德配寡，大德配众。王肃云：祖宗是庙不毁之名。果如肃言，殷有三祖三宗，并应不毁，何故止称汤契？且王者之后存焉，舜宁立尧顼之庙，传世祀之乎？汉文以高祖配泰畤，至武帝立明堂，复以高祖配食，一人西配，有乖圣典。自汉明以来，未能反者。故明堂无兼配之祀。窃谓先皇帝列二帝于文祖，尊新庙为高宗，并世祖而泛配，以申圣主严父之义。先皇于武皇，偷则第为季，义则经为臣，设配飨之坐，应在世祖之下，并列，俱西向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永元二年，佟之又建议。）。

案礼记郊特牲，社祭土，而主阴气也，君南向于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。郑玄云：答，犹对也。北墉，社内北墙也。王肃云：阴气北向，故君南向以答之。答之为言，是相对之称，知古祭社，北向设位，斋宫南向明矣。近代相承，帝社南向，太社及稷并东向，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，西向，于神背后行礼，又名稷为稷社，甚乖礼意，未及知失在何时。原此理当未久，窃以皇齐改物，礼乐惟新，中国之神，莫贵于社，若遂仍前谬，惧亏盛典。谓二社语其义则殊，论其神则一，位并宜北向。稷若北向，则成相背。稷是百谷之总神，非阴气之主，宜依先东向，斋官立社坛东北，南向立，东为上，诸执事西向立，南为上。稷依社无兼称。今若欲尊崇，正可名为太稷耳，岂得谓为稷社邪？腊祠太社日近，案奏事御改定仪注（《书礼志》，永明十一年，兼祠部郎何佟之议，又见通典四十五）。

周礼司巫云：若国大旱，则帅巫而舞雩。郑玄云：雩，旱祭也，天子于上帝，诸侯以下，于上公之神。又女巫云：旱则舞雩。郑玄云：使女巫舞旱祭，崇阴也。郑众云：求雨以女巫。礼记月令云：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，乃大雩帝，用盛乐，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，以祈谷实。郑玄云，阳气盛而恒旱。山川百原，能兴云致雨者也，众水所出为百原，必先祭其本。雩，吁嗟求雨之祭也，雩帝，谓为坛南郊之旁，祭五精之帝，配以先帝也。自鼗鞞至柷敔，为盛乐，他雩用歌舞而己。百辟卿士，古者上公以下，谓勾龙后稷之类也。春秋传曰：龙见而雩，止当以四月。王肃云：大雩，求雨之祭也。传曰：龙见而雩，谓四月也，若五月六月大旱，亦用雩，礼于五月著雩义也。晋永和中，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，祈上帝百辟，舞童八列，六十四人，歌云汉诗，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。于时博士议，旧有坛，汉魏各自讨寻，月令云：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，乃大雩。又云：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。则大雩所祭，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己，勾芒等五神，既是五帝之佐，依郑玄说，宜配食于庭也。郑玄云：雩坛在南郊坛之旁。而不辨东西，寻地道尊右，雩坛方郊坛为轻，理应在左，宜于郊坛之东，营城之外筑坛，既祭五帝，谓坛宜员。寻雩坛高广，礼传无明文。案觐礼，设方明之祀，为坛高四尺，用圭璋等六玉，礼天地四方之神，王者率诸侯亲亲礼，为所以教尊尊也。雩祭五帝，粗可依放。谓今筑坛，宜崇四尺，其广轮仍以四为度，径四丈，周员十二丈，而四阶也。设五帝之位，各以其方，如在明堂之仪。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，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。古者孟春郊祀，祈嘉谷，孟夏雩祭，祈甘雨，二祭虽殊，而所为者一，礼唯有冬至报天，初无得雨赛帝，今虽阙冬至之祭，而南郊兼祈报之礼，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。礼祀帝于郊，则所尚省费，周祭灵威仰若后稷，各用一牲，今祀五帝世祖，亦宜各用一犊，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。武皇遏密未终，自可不奏盛乐。至于旱祭舞雩，盖是吁嗟之义，既非存欢乐，谓此不涉嫌，其馀祝史称辞，仰祈灵泽而已。礼舞雩乃使无阙，今之女巫，并不习歌舞，方就教试，恐不应速；依晋朝之议，使童子，或时取舍之宜也。司马彪礼仪志云：雩祀著衣，盖是崇阴之义。今祭服皆缁，差无所革。其所歌之诗及诸供，须辄勒主者申摄备办（《南齐书礼志》上，建武二年早有司议雩祭依明堂，祠部郎何佟之议。）。

父卒，继母嫁。从为之服报，郑玄曰：「尝为母子，贵终其恩也」。案王肃云：「若不随则不服」。凯以为「出妻之子为母」，及「父卒继母嫁，从为之服报」，此皆为庶子耳，为父后者皆不服也。《传》云：「与尊者为体，不敢服其私亲」，此不独为出母言，为继母发。继母嫁己随，则为之服，则是私也。为父后者，亦不敢服也。郑玄云：「尝为母子，贵终其恩，不别嫡庶。王肃云：「随嫁乃为之服」。此二议，时人惑焉，凯以为《齐缞三年章》，继母如母」，则当始终与母同，不得随嫁乃服，不随则不服，如此者不成如母。为父后者则不服，庶子不服也（《通典》九十四。）。

夫人伦之始，莫重冠婚，所以尊表成德，结欢两姓。年代污隆，古今殊则，繁简之仪，因时或异。三加废于士庶，六礼限于天朝，虽因习未久，事难顿改，而大典之要，深宣损益。案《士冠礼》，三加毕，乃醴冠者，醴则唯一而已，故醴辞无二。若不醴，则每加辄醮以酒，故醮辞有三。王肃云：「醴本古，其礼重，酒用时味，其礼轻故也」。或醴或醮，二三之义，详记于经文。今皇王冠毕，一酌而已，即可拟古设醴。而犹用醮辞，实为乖衷。寻婚礼实篚以四爵，加以合卺，既崇尚质之理，又象泮合之义。故三饭卒食，再酳用卺。先儒以礼成好合，事终于三。然后用卺合。《仪注》先酳卺，以再以三，有违旨趣。又《郊特牲》曰：「三王作牢用陶匏」。言太古之时，无共牢之礼，三王作之，而用太古之器，重夫妇之始也。今虽以方樏示约，而弥乖昔典。又连卺以锁，盖出近俗。复别有牢烛，雕费采饰，亦亏曩制。方今圣政日隆，声教惟穆，则古昔以敦风，存饩羊以爱礼，沿袭之规，有切治要，嘉礼实重，宜备旧章，谓自今王侯以下冠毕一酌醴，以遵古之义。醴即用旧文，于事为允。婚亦依古，以卺酌终酳之酒，并除金银连锁，自馀杂器，悉用埏陶。堂人执烛，足充爇燎，牢烛华侈，亦宜停省。庶斫雕可期，移俗有渐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永泰元年，尚书令徐孝嗣议，又见《通典》五十八。）。

案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「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，大报天而主日也」。《易说》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」，卢植云：「夏正在冬至后，《传》曰启蛰而郊，此之谓也」。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，不相害也。郑玄云：「建寅之月，昼夜分而日长矣」。王肃曰：「周以冬祭天于圜丘，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」。《祭法》称「燔柴太坛」，则圜丘也。《春秋传》云「启蛰而郊」，则祈谷也。谨寻《礼》、《传》二文，各有其义，卢、王两说，有若合符。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，即今之郊礼，义在报天，事兼祈谷，既不全以祈农，何必俟夫启蛰。史官惟见《传》义，未达《礼》旨。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，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，其月八日立春，此复是近世明例，不以先郊后春为嫌。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，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，二日亲祠南郊，元服之重，百僚备列，虽在致斋，行之不疑。今斋内合朔，此即前准。若圣心过恭，宁在严洁，合朔之日，散官备防，非预斋之限者，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，若日色有异，则列于省前，望实为允，窃谓无烦迁日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。永明元年当南郊，而立春在郊后，世祖欲迁郊，尚书令王俭启。又略见《通典》四十二。）。

夫为国家者，罔不崇儒尊道，学校为先，诚复政有质文，兹范不易，谅由万端资始，众务禀法故也。唐虞已往，典籍无据；隆周以降，任居虎门。《周礼·大司徒》「师氏掌以美诏王，居虎门之左，司王朝，掌国中失之事，以教国子弟」。蔡氏《劝学篇》云：「周之师氏，居虎门左，敷陈六艺，以教国子」。今之祭酒，即周师氏。《洛阳记》：「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，太学在开阳门外」。案《学记》云：「古之王者，建国亲民，教学为先」。郑氏注云：「内则设师保以教，使国子学焉，外则有太学、庠序之官」。由斯而言，国学在内，太学在外明矣。案如《洛阳记》，犹有仿像。臣愚谓今既徒县崧瀍，皇居伊、洛，宫阙府寺，佥复故址，至于国学，岂可舛替？校量旧事，应在宫门之左。至如太学，基所炳在，仍旧营构。

太和二十年，发敕立四门博士，于四门置学。臣案自周已上，学惟目二，或尚西，或尚东，或贵在国，或贵在郊。爰暨周室，学盖有六。师氏居内，太学在国，四小在郊。《礼记》云，周人「养庶老于虞庠，虞庠在国之西郊」，《礼》又云：「天子设四学，当人学而太子齿」。注云：「四学，周四郊之虞庠也」。案《大戴·保傅篇》云，帝入东学，尚亲而贵仁；帝入南学，尚齿而贵信；帝入西学，尚贤而贵德；帝入北学，尚贵而尊爵；帝入太学，承师而问道。周之五学，于此弥彰。案郑注《学记》，周则六学。所以然者，注云：「内则设师保以教，使国子学焉，外则有太学、庠序之官」。此其证也。汉魏已降，无复四郊。谨寻先旨，宜在四门。案王肃注云：「天子四郊有学，去王都五十里」。考之郑氏，不云远近。今太学故坊，基址宽旷，四郊别置，相去辽阔，检督难周。计太学坊并作四门，犹为太广，以臣愚量，同处无嫌。且今时制置，多循中代，未审四学应从古不？求集名儒礼官，议其定所（《魏书·刘芳传》）。

臣闻国之大事，莫先郊祀，郊祀之本，实在审位。是以列圣格言，彪炳绵籍；先儒正论，昭著经史。臣学谢全经，业乖通古，岂可轻荐瞽言，妄陈管说。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，考之典制，或未允衷，既曰职司，请陈肤浅。

《孟春令》云：「其数八」。又云：「迎春于东郊」。卢植云：「东郊，八里之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东郊，木帝太昊，八里」。许慎云：「东郊，八里郊也」。郑玄《孟春令》注云：「王居明堂。《礼》曰：王出十五里迎岁，盖殷礼也。周礼，近郊五十里」。郑玄别注云：「东郊，去都城八里」。高诱云：「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东郊，八里，因木数也」。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。《孟夏令》云：「其数七」。又云：「迎夏于南郊」。卢植云：「南郊，七里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南郊，火帝炎帝，七里」。许慎云：「南郊，七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南郊，去都城七里」。高诱云：「南郊七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南郊，七里，因火数也」。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。《中央令》云：「其数五」。卢植云：「中郊，五里之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中央黄帝之位，并南郊之季，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中郊，西南未地，去都城五里」。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。《孟秋令》云：「其数九」。又曰：「迎秋于西郊」。卢植云：「西郊，九里郊」。贾逵云：「西郊，金帝少暤，九里」。许慎云：「西郊，九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西郊，去都城九里」。高诱云：「西郊，九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西郊，九里，因金数也」。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。《孟冬令》云：「其数六」。又云：「迎冬于北郊」。卢植云：「北郊，六里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北郊，水帝颛顼，六里」。许慎云：「北郊，六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北郊，去都城六里」。高诱云：「北郊，六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北郊，六里，因水数也」。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。宋氏《含文嘉》注云：「《周礼》：王畿千里，二十分其一，以为近郊。近郊五十里，倍之为远。郊迎王气，盖于近郊。汉不设王畿，则以其方数为郊处，故东郊八里，南郊七里，西郊九里，北郊六里，中郊在西南未地、五里」。《祭祀志》云：「建武二年正月，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。依采元始中故事，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」。此又汉世南、北郊之明据也。今地只准此。至如三十里之郊，进乖郑玄所引殷、周二代之据，退违汉、魏所行故事。凡邑外曰郊，今计四郊，各以郭门为限，里数依上。

《礼》：「朝拜曰月，皆于东西门外」。今日月之位，去城东西路各三十，窃又未审。《礼》又云：「祭日于坛，祭月于坎」。今计造如上。《礼仪志》云：「立高禖祠于城南」。不云里数，故今仍旧。灵星本非礼事，兆自汉初，专为祈田，恒隶郡县。《郊祀志》云：「高祖五年，制诏御史，其令天下立灵星祠，牲用太牢，县邑令长侍得祠」。晋祠令云：「郡、县、国祠稷、社、先农，县又祠灵星」。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。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，盖姬旦创成洛邑，故传世洛阳，崇祠不绝，以彰厥庸。夷齐庙者，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。今并移太常，恐乖其本。天下此类甚众，皆当部郡县修理，公私施之祷请。窃惟太常所神祇，自有常限，无宜临时斟酌以意，若遂尔妄营，则不免淫祀。二祠在太常，在洛阳，于国一也。然贵在审本。

臣以愚蔽，谬忝今职，考括坟籍，博采群议，既无异端，谓粗可依据。今玄冬务隙，野罄人闲，迁易郊坛，二三为便（《魏书·刘芳传》、《北史》四十二。）。

先儒皆以宗庙宜设宫悬。案《周官》，奏黄钟，歌大吕，舞云门，以祀天神。奏太簇，歌应钟，舞咸池，以祭地祇。奏夷则，歌小吕，舞大濩，以飨先妣。奏无射，歌夹钟，舞大武，以享先祖。虞书云，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，下管鼗鼓，合止柷敔，笙镛以间。《周礼》则分乐享祀，虞书则止鸣四悬，求之于古，无宫硼悬之文。案所以不宫悬者，事人礼缛，事神礼简。《礼器》云，天子之堂九尺。而至敬不坛。天子龙兖。而至敬不文。观天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，则以少为贵。郊特牲云，宗庙之器，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，所以交于神也。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。王肃初不分析此前数旨，直言用天子之制。若郊庙既均其制，二神礼文，复何以同？今宜祀天地宗庙，逐所应须，便即设之，则非宫非轩，非判非特，直以致敬所应施用耳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七）。

考以显能，陟由绩著，升明退暗，于是乎在。自百寮旷察，四稔于兹，请依旧式，考检能否（《魏书·王肃传》）。

太常卿崔亮上言：「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，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，然烝尝时祭，犹别寝室，至于殷祫，宜存古典。案《礼》，三年丧毕，祫于太祖，明年禘春于群庙。又案杜预亦云，卒哭而除，三年丧毕而禘。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，其月既葬，除服即吉。四时行事，而犹未禘。王肃、韦诞并以为今除即吉，故持时祭。至于禘祫，宜存古礼。高堂隆亦如肃议，于是停不殷祭。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，高祖孝文皇帝崩，其年十月祭庙，景明二年秋七月，祫于太祖，三年春，祫于群庙。亦三年乃祫。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，并景明故事，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，宜待三年终，乃后禘祫（《魏书·礼志》二。延昌四年三月甲子，尚书令任城王澄奏。）。

《礼记·祭法》称：「有虞氏禘黄帝。《大传》曰禘其祖之所自出」，又称「不王不禘」，《论》曰「禘自既灌」。《诗·颂》：「《长发》，大禘」。《尔雅》曰：「禘，大祭也」。夏殷四时祭：示勺、禘、烝、尝，周改禘为示勺，《祭义》称「春禘秋尝」，亦夏殷祭也。《王制》称：「犆示勺、祫禘、祫尝、祫烝」。其礼传之文如此。郑玄解禘，天子祭圆丘曰禘，祭宗庙大祭亦曰禘。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祫则合群毁庙之主于太庙，合而祭之。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，审谛而祭之。天子先禘祫而后时祭，诸侯先时祭而后禘祫。鲁礼，三年丧毕而祫，明年而禘。圆丘、宗庙大祭俱称禘，祭有两禘明也。王肃解禘祫，称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，非祭天之祭。郊祀后稷不称禘，宗庙称禘。禘、祫一名也，合而祭之故称祫，审谛之故称禘，非两祭之名。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总而互举之，故称五年再殷祭，不言一禘一祫，断可知矣。礼文大略，诸儒之说，尽具于此。卿等便可议其是非（《魏书·礼志》一。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，高祖临皇信堂，引见群臣诏。又见《通典》五十。）。

得表，览之怃然，观卿意非专在水，当是以藻等锐兵新败于前，事往势难故也。朕若分兵，遣之非多，会无所制，多遣则禁旅难阙。今日之计，唯当作必克之举，不可为狐疑之师，徒失南兖也。卿便息意停彼，以图义阳之寇。宜止则止，还取义阳；宜下则下，镇军淮北。深量二途，勿致重爽。若孟表粮尽，军不及至，致失涡阳，卿之过也（《魏书·王肃传》。肃讨义阳，未克，而齐将裴叔业寇祸阳。刘藻等救之，为叔业所败。肃表求更遣军援涡阳。诏云云。肃乃解义阳之围，以赴涡阳。《孝明纪》：乙未，诏将军郑思明、严虚敬、宇文福等三军继援。）。

夫知己贵义，君臣务恩，不能矜灾恤祸，恩义焉措？卿情同伍员，怀酷归朕，然未能剪一雠人，馘彼凶帅，何尝不兴言愤叹，羡吴闾而恤息。比获萧鸾辅国将军黄瑶起，乃知是卿怨也。寻当相付，微望纾泄，使吾见卿之日，差得缓怀（《魏书·王肃传》。既平汉阳，诏肃云云。初，齐武之收肃父奂也，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，故诏云然。）。